1949年初，国民党在中国各大战区节节败退，军事和经济处于全面崩溃之势。

作为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于当年1月21日宣告“引退”；7月再度出山，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在反共内战彻底失败后，于12月10日乘飞机由成都去台湾。从此，这位左右了中国政局达22年之久的军政领袖彻底失去了对大陆的控制，并由此一去不复返。

蒋介石的一天

蒋介石到台湾后，一直住在台北的士林官郏以士林官邸为中心，包括阳明山和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郾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是集军政指挥和安全保障系统为一体的要塞地点，部署有最忠诚且精锐的卫戍部队和一个快速反应的宪兵营。

在普通地图上，人们无法查知这些山林的准确位置，但这里的确是蒋介石及其家庭生活的中心。在地下及周围的山体内，挖掘有数条地下隧道和掩体工事，因而在安全上可称得上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而豪华的士林官邸建筑群更是使得它与青山绿水融为一体，给人以气势宏伟、雅静闲适之感。由于其神秘的地理位置，蒋介石在这里的生活情况对外界来说，便成为一个秘密。

当东方天际尚未泛出鱼肚白之时，蒋介石便已悄悄起床。

朦朦胧胧中，他打着一支钢笔粗细的手电筒，蹑手蹑足地摸索着走进盥洗室洗脸。他这样做，是为了不惊醒还在睡梦中的夫人宋美龄。

盥洗完毕，蒋介石便要习惯地喝上两杯白开水，其中一杯是五六十度左右的温开水，另一杯则是近100度滚烫的开水。他所喜欢的便是对二者进行相互调节，但冷开水他是绝对不饮的。

然后，蒋介石便开始了他一天中固定的约20分钟的柔体体操和唱圣诗活动。在唱圣诗时，他在唱到“天父”或“圣哉、圣哉”时，便会自动地脱帽向东方行礼。接下来便回书房静坐祈祷。

他先是用毛毯把自己的膝盖盖好，然后开始按摩双眼，并用特制的眼药水点眼；闭上眼静静地坐上约摸40分钟后，便开始记日记和看当日的早报。

蒋介石通常习惯白天活动，不爱熬夜，所有的日程安排都在白天进行。尤其是早晨的精神状况最佳。这样，他在上午便已清晰地做完了他应该做的事。

在早上9时左右，蒋介石便开始进早餐。早餐的食品非常精制但较简单，通常是一些点心之类。他还对特制的腌盐笋和芝麻酱抱有浓厚的兴趣。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是家乡的菜。此外，他还非常喜欢喝鸡汤，这几乎成为士林总统官邸饮食的基本特色。

中餐和晚餐一般定在五道菜左右，菜色是二荤三素，或是三荤二素，兼顾了风味和营养。蒋介石吃东西从不挑拣，厨房做啥他吃啥，但他始终对西餐的兴趣不高，这是他与其夫人又一个截然不同之处。

病魔缠身

1969年7月，是一个炎热而躁动的月份。对蒋介石来说，这个月可称得上是极不安分和不幸的一个月。

与往年一样，蒋介石夫妇到了这个时候就从士林官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暑。为确保安全，通往阳明山官邸的仰德大道沿途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谈起这条大道，还是由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专门拨款兴建的，它除了山势陡峭而无法改变之外，其路况可称得上是台北市郊最高级的一条公路了。

但尽管这样，人们始料不及的车祸还是发生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蒋介石的车队从士林方向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山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班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下上下客。因为是转弯，前导车没有看清这部公路班车的后方有没有来车。

这时，突然有一部吉普车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并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直接往下冲来。显然，这辆吉普车并未发现总统的车队也正在高速而来。为避免与吉普车撞个正着，前导车立即实施紧急煞车。可是，就在这一关键性的一秒钟时间里，后面的总统座车却来不及反应，猛力地撞上了前导车的车尾，紧跟在后面的“随一车”幸好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总统座车被前后夹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撞车的一刹那，蒋介石当时手上还握着拐杖，身体猛然往前冲去，整个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胸部当场受到严重撞伤，连阴囊都撞肿了，假牙也在撞击的那一瞬间，从口中飞出去。夫人宋美龄此时坐在蒋介石的左侧，在遭到突然撞击时，她的双腿撞上前面的玻璃隔板，立刻发出痛苦的尖叫声。

车祸发生后，现场一片混乱。蒋介石夫妇立刻被送往医院急救。经医生检查，蒋介石的胸口受撞击最为严重，心脏部位明显扩大，这是导致他尔后身体健康受损的致命伤害。

此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的心脏毛病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来，并出现过心跳突然停止的危险场面。

进入70年代后，蒋介石的病情进一步加剧，他的健康状况明显地从脸上反映出来，脸庞消瘦，双眼眼眶下陷；他的行动也越来越艰难了，尤其是他的右手萎缩得相当厉害，以至于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接受长期治疗。

尽管如此，身抱重病的蒋介石还是在这期间勉强地支撑着病体，先后4次对外露面，以消除人们对他的各种猜疑。

1974年11月23日，蒋介石从荣民总医院搬回士林官邸，在家接受治疗。在这里，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度过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最后时刻

1975年3月，蒋夫人听从友人建议，并不顾总统医疗小组医官的反对，从美国请来了一位医师为蒋介石诊治。

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检验报告后，建议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此举遭到医疗小组主任王师揆的坚决反对。其理由十分简单：蒋介石已年高89岁，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做任何大型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谁也不敢负责。

蒋夫人在听取了双方的陈述报告后，仍主张进行穿刺手术。

她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 看来，蒋夫人把最后的赌注压在了这位洋医身上。

这次背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美国医生从蒋介石的肺脏中抽出大约一碗脓水。

但是，虽然手术圆满成功，但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来。

在手术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一直昏迷不醒，并且体温由原来的37℃上升到41℃，所有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被弄得手忙脚乱，气氛极度的紧张。

高烧不退，加上小便大出血，是这次手术留下的严重症状。

更让医疗小组日益紧张的，要算蒋介石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

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便到士林官邸来看望病危中的父亲。下午，蒋介石显得情绪烦躁。晚上8时55分，蒋介石吃了一些维他命丸，进入睡眠状态。突然，他的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变成了一条白色直线。在场的医护人员进行急救，但已回天无力。从此，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